有一次，我听他们谈起往生堂。
“那个胡家小丫头，真是个狠角色。”一个水手灌了口酒，大着舌头说，“她爷爷，就是那个老堂主，听说病得快不行了，整天躺在床上。她一个半大的孩子，里里外外一把抓，白天张罗白事，晚上还要熬药，忙得脚不沾地，人瘦得跟一阵风似的。”另一个人接话：“是啊，上次我亲戚家出殡，就是她来主持的。别看年纪小，办事那叫一个滴水不漏，就是人古怪了点，总哼些不着调的歌。”
我把这些话默默记在心里。
原来，她的日子也不好过。
她也在用自己那副小小的肩膀，扛着一座大山。
我们虽然分隔在城市的两端，过着天差地别的生活——她在处理生死的界限，我在搬运冰冷的矿石——但我们都在被这个世界狠狠地压榨着，用尽全力地呼吸。
这种感觉很奇妙，它没有让我感到同病相怜的悲哀，反而像有一股细微的电流从脊椎升起。
我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陷进掌心被矿石磨出的厚茧里，一点也不疼。
她没有倒下，我也不能。
只要一想到在我不远的地方，那个扎着双马尾的女孩也在咬牙坚持，我这身被劳作榨干的力气，似乎就又能从骨髓里重新生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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