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事处开好以后，沈之祺几乎每周都会来学校看我，跟我寝室里的同学也都捻熟了。
大家都跟着我叫她师姐，她也隔三岔五地让我叫上大家一起去五角场的饭店，给我们打牙祭。
听师姐说，她老板是台湾人，很早就到东南亚做棕榈油的生意，大陆开放后也就顺理成章地到深圳开了公司建了工厂，她老板在东南亚、香港和香港生意都做得很大，但最看好的还是大陆。
她几年前一去深圳就进了这家公司，因为她本科就是食品专业的，她在公司里升得很快，来上海当办事处的头头之前，她已经在公司里面管整个公司在大陆的进出口业务了。
那年的春天，一切都有些躁动。
学校里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都或多或少地被影响着，或者影响着别人。
我也一样，很兴奋地跟着系里高年级的师兄们，对于他们讨论和打探的政坛斗争有无限的热情。
刚开始，校园里也就是大家在课余时间关心时事变化，再过了一阵子就在食堂外面的海报栏里出现了时评，接下去就有了与校外变动同步的一些变化，在我们的课堂上也开始一本正经地开始担忧事态发展。
然后，一位前领导人的突然辞世，让本就混乱不堪的时局急转直下。
我们的大学一夜之间成为了整个城市最不安分的部分。
就在我正在楼上师兄寝室里跟着他们热烈讨论明天的行进路线的时候，同寝室的王灿跑上来叫我说师姐来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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