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都撺掇我尽快去跟师姐认错，保证不上街，好保住我们全寝室的软饭，毕竟刚刚读了一学期多的大学，接下去还有好几年呢，学校食堂可啥油水都没有。
一通胡说八道，改变不了沈之祺被我气走的事实，她好像真的再也不会出现了一般。
开始那两天，我还会心里有些惴惴的，觉得对不起师姐，也想过去找她。
过了那两天，我就没有再多想她了，身边有太多的时事变化让我应接不暇，而我们大学就身处变化的中心。
跟其他大部分同学一样，我忙着参与每一样我觉得不容错过的事情，游行、静坐、抗议、示威、罢课。
到最后，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的，我成了头一批在市政府门口绝食的高校学生中的一员。
大概是因为复旦新闻系在上海的新闻口势力太大吧，电台、电视台来现场采访的记者居然都是师兄师姐，还特意让我这个师弟在镜头前露了一小脸说了几句话。
第二天一大早，我刚刚从临时帐篷里爬出来上好厕所，就听到隔离线外面学生纠查队的人在喊：“复旦的陈彧在哪儿？你家里人找你！”
我家里人？！
他们怎么会来上海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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