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不再像之前冷战时期那样刻意避开我的视线，但也不再有任何多余的关注。
我看上去，和其他任何一个学生，并无不同。
这很正常，也是我们之间那晚ICU“默契”的延伸——在学校，一切如常。红线依然在，身份依然清晰。
然而，我还是捕捉到了一些极其细微的“不同”。
她的目光，会在扫过全班时，似乎不经意地在我脸上多停留那么零点几秒。
她的声音，在讲到某个需要重点理解的句子时，会稍微放慢，仿佛在确认所有人都跟上，而我的笔尖，在那时恰好停顿。
当我在课堂上因肋骨的隐痛而微微调整坐姿时，她正在板书的手，会有半秒钟的凝滞。
这些细微的异常，像投入深潭的微小光点，只有一直注视着水面的人，才能察觉。
我垂下眼，看着摊开的课本。
阳光从侧面窗户照进来，落在纸页上，将黑色的印刷字映得有些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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