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星期，我几乎什么都做不了。
腹部的伤口感染了，发着高烧，整夜整夜地说胡话。
学姐守在我身边，每隔四个小时帮我换一次药，用湿毛巾敷在我额头上降温，一勺一勺地往我嘴里喂水。
她学会了怎么清理伤口，怎么换纱布，怎么判断有没有感染扩散。
她从药店买来最便宜的医用酒精和棉签，动作从最初的颤抖笨拙，变得越来越熟练。
“忍一下，”她每次换药前都会这样说，声音很轻，“很快就好了。”
然后她低下头，专注地清理伤口边缘的渗出物，再用酒精棉球一点一点地消毒。她的眉头微微皱着，嘴唇抿成一条线，手很稳。
我疼得咬牙，但从来不吭声。
她也是。
我们都不吭声。
在这个地下室里，我们学会了用沉默来对抗一切——疼痛、恐惧、饥饿、还有那些深夜里突然袭来的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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